袁超俊之子回憶父親與周恩來的深情厚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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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超俊（1912-1999），原名嚴金操，貴州人。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歷任貴州共產(chǎn)主義青年同盟領導人、貴州司機工會主席、上海職業(yè)界救國聯(lián)合會常務干事、上海工人救國會主席、上海全國救國會第二屆執(zhí)行委員會代表。1937年9月經(jīng)周恩來交涉營救出獄，后一直在周恩來領導下工作，先后任八路軍武漢辦事處副官長、湘鄉(xiāng)八路軍臨時辦事處負責人、衡陽等地辦事處負責人，八路軍貴陽交通站站長、黨支部書記等職，并在中共中央南方局負責秘密交通。1943年7月隨周恩來到達延安，在楊家?guī)X周恩來處工作。1946年7月任中共四川省委秘書長。11月后，經(jīng)周恩來安排赴上海從事秘密工作和到香港組建華潤公司并開展貿(mào)易工作，先后任華潤公司黨支部書記、華潤公司副經(jīng)理、華潤公司（含招商局、三聯(lián)書店）黨總支書記，同時承擔電臺機要工作直至解放。

　　問：您父親在周恩來同志身邊工作多年，感情很深，可否談談？

　　答：我父親在周總理（20世紀三四十年代，因周恩來擔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人們常稱“周副主席”；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擔任總理，人們多稱“周總理”。因此口述者多稱“周總理”，有時也稱“周副主席”——整理者注）身邊工作有10多年，對周總理感情非常深。周總理在各種復雜、惡劣的社會環(huán)境下多次救過我父親。

　　父親記得最清楚的一次就是皖南事變前后，當時父親在貴陽八路軍交通站任站長，負責運送抗日物資及往來人員的接送。1940年前后，國際援華物資進入中國只有一條線（由于日軍的侵占，東面、東南面及南面的交通運輸線斷絕——整理者注），那就是通過滇緬公路，然后經(jīng)滇黔公路運到貴陽，再轉運重慶，分發(fā)八路軍、新四軍，因此貴陽交通站就顯得特別重要。皖南事變前，父親在貴陽并沒有感覺到什么異常，但是總理已經(jīng)感覺到了。有一天半夜，他打電話叫我父親立刻返回重慶。父親說，我把這邊工作安排一下就立刻動身。但總理說：不行，你現(xiàn)在就得動身。周副主席下命令了，父親就趕快找便車到了重慶。到重慶后，總理只讓他住下待命，別的什么也不讓做。父親很著急，但到了第四天、第五天，就聽說皖南事變爆發(fā)了。他這才知道，總理是為了他的安全。父親想到貴陽站還有好幾個同志，就報告說，我要回去，組織這些同志撤退。總理想了想說：不行，你不能走，你曾經(jīng)被國民黨抓過兩次，在他們那里有案底，如果出事，你首當其沖，貴陽那邊的同志我們再想辦法，硬是把父親留在了重慶。果然，沒過多久，國民黨就把貴陽交通站給查封了，6名留守交通站的同志都被關了起來。后來經(jīng)過總理、葉帥（即葉劍英——整理者注）的交涉被放了出來。但如果我父親被抓，不管誰去做工作都是出不來的。

　　類似的事不止一次。我父親在沈鈞儒先生的上海工人救國會任主席時，曾被捕，關押在國民黨蘇州反省院。1937年9月，經(jīng)過周副主席的百般交涉，我父親從蘇州反省院釋放了出來。1943年7月，周副主席回延安參加中共七大籌備工作，父親隨行，那時正值延安整風，因父親兩度在國民黨監(jiān)獄坐牢，一定會受影響，又是總理做了特殊安排，讓我父親住在他的窯洞院里，才沒有受到影響。

　　還有一次就有點離奇了，周總理救了我父親，但是他自己并不知道。1942年，我父親的工作一是負責南方局的秘密交通，還有一項是負責黨的秘密財務。這天，我父親要去給一個地下交通點送些美元，他精心做了準備：弄了個很漂亮的小手提箱，把美元全裝進去，穿一身西裝，自己開著車去。但到交通點后，準備上樓時樓上下來一個國民黨軍官，一把抓住他的領子：好你個小偷，我真是把你抓住了。我父親一愣，心想是不是交通點出事了？一聽說被當作小偷抓的，就放心了。但個人還是有風險，就和這個國民黨軍官周旋吧。那個交通點對面就是警察局，所以我父親被抓到了警察局里。原來這棟樓前不久被小偷光顧過，他們把我父親當小偷了。父親爭辯說，自己是做買賣的，不缺錢，還從口袋里掏出些美元來。但這些家伙不相信，特別是那個國民黨軍官。父親見用這種辦法脫不開身，手里又拿著大量的資金，還有任務，就另外使了個法。他說：我不跟你們說這么多了，咱們走，到徐恩曾府上就能說清楚了。徐恩曾是國民黨特務頭子，為什么要到他那兒去解決問題呢？因為我父親對總理的行程安排非常清楚，那天晚上，總理正好要去拜訪徐恩曾。從這里可以看到，即使是一個大特務頭子，總理從統(tǒng)戰(zhàn)的角度考慮，也要與之交往，結果這種交往救了我父親。到了徐恩曾府上，我父親說：你們在這等著，我去報告。父親進去以后就跟周副主席的衛(wèi)士龍飛虎說怎么怎么回事，龍飛虎就挎著個盒子槍出來了，說：你們搞什么？這是什么地方？也是你們來的嗎？那兩個家伙一看這陣勢，灰頭土臉地走掉了。

　　我們家與周總理一家的交往和故事還有很多。我母親鐘可玉是印尼華僑，15歲離開父母回到祖國大陸。抗戰(zhàn)爆發(fā)后，她參加了中國共產(chǎn)黨，報考了延安魯藝。在魯藝讀書時得了瘧疾，那時延安的醫(yī)療條件比較差，組織上決定讓我母親回印尼治療，印尼治瘧疾有很成熟的技術。中央社會部聽說有人要去南洋就有一個想法，即發(fā)展南洋的共產(chǎn)黨組織號召華僑支援中國的抗戰(zhàn)，母親的組織關系就轉到了南方局（海外關系歸南方局領導——整理者注）。這時候，葉帥去看我母親，他當時是參謀長，又是我母親的梅縣老鄉(xiāng)。他聽說我母親要回南洋治病，就說：現(xiàn)在是戰(zhàn)爭時期，你就這樣走是走不掉的啊。這樣，你就說是我的侄女，叫“阿葉”。沿途國民黨關卡要查你的話，你就報我的名字，他們就會放你走。但是走到半路，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了，海上交通被封鎖，沒有船，印尼就去不了了。母親因組織關系到了南方局，便到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報到。總理一看，這個新同志需要治病，就沒有給我母親分配工作。當時恰好夏衍同志在北碚租了一套房子，夏衍又不在重慶，房子空著，總理就說：這樣，你到北碚去療養(yǎng)一下，洗洗溫泉，看看對你的身體有什么好處沒有。然后叫錢主任（即錢之光——整理者注）撥了筆資金做生活費，讓我母親去北碚療養(yǎng)。說來也很神奇，母親在北碚住了幾個月居然好了。病好后回到辦事處，就在電臺工作。當時電臺設在紅巖村頂樓，鐵皮屋頂，而且重慶的夏天很熱，溫度相當高。電臺的人員有規(guī)定不能暴露，母親負責的那臺電臺又是編外電臺，所以沒事不允許下樓，也不允許在院子里出現(xiàn)。我父親懂無線電，電臺方面有什么事都叫他去處理。就這樣，因為工作的原因，父親和母親經(jīng)常來往，慢慢兩個人就好了。總理和鄧媽媽對他們兩個人非常關懷，1943年，父親跟隨總理去延安，出發(fā)前總理就跟我父親講：你看可玉的身體也不好，咱們都走了，就沒人照顧她了。要不這樣吧，安排一下，叫她到桂林去，那里有人可以照顧她。后來過了一段時間，又把我母親調(diào)到延安，最后父母親在延安結的婚。

　　那個時候結婚，組織上不安排房子，我父親住在周總理窯洞對面的平房里，那個平房是個集體宿舍，所以父母親是在周總理的窯洞外照的結婚照。照完相，晚上有一個舞會，在會上宣布一下袁超俊、鐘可玉結婚了，大家祝賀一下，毛主席、周總理他們都去了。散會以后就各回各的宿舍。后來我母親懷孕了，回重慶后，有朋友送給周總理一瓶維生素，他自己舍不得吃，送給我母親吃。就是這樣，大事小事總理都非常關懷。我媽媽在生我和我雙胞胎妹妹的時候遇到了風險。因為不懂，也沒有醫(yī)療條件，不知道是雙胞胎，母親生下我以后，胎盤不下來，肚子還是疼，怎么辦？突然想起來辦事處還有一個醫(yī)生，是一個荷蘭歸國華僑，好像姓畢。當時組織安排他返回荷蘭去開展荷蘭僑界的工作，但因為沒有特定的社會關系一路安排照顧，總理就沒讓畢醫(yī)生單獨走，把他留在了重慶。這一留正遇上我母親生產(chǎn)，我父親就去找他。畢大夫不太會講中文，他來后一檢查，用結結巴巴的中文說：還有一個。但是怎么辦呢？因為在辦事處手術器械什么都沒有，他就一拍腦袋說：我有辦法。他事先煮了一罐咖啡，就把咖啡端來給我母親喝，母親就順利地把我妹妹生下來了。假如總理不是為了畢大夫的安全留下他，我母親和我妹妹的安全就不敢說了。所以總理又救了我們家一次。

　　問：周副主席對您父親也十分信任吧？

　　答：是的。1938年八路軍辦事處從武漢撤退時不是直接撤到重慶，第一步是撤到長沙，然后一步一步撤，瀟湘、衡陽，中間平江還停留過一下，然后到桂林、貴陽，最后才到重慶。因為我父親開著一輛車，包括周副主席的父親、鄧穎超的母親、李克農(nóng)的父親和岳父母、王明的家屬等等，都是我父親接送。到了貴陽后，考慮到當時有許多海外援華物資必須經(jīng)貴陽才能進來，周副主席決定在貴陽成立一個交通站，我父親任交通站站長。后來繼續(xù)撤退的時候，由于沿途確實太顛簸，吃住都很困難，就決定家屬不再撤，留在貴陽。

　　當時周副主席交給貴陽交通站的首要任務是運送物資，然后就是護送往來人員。新四軍的人員、地下工作者要到重慶去只有走這一條路；再有，地方黨組織當時破壞得很嚴重，一些地方的黨組織恢復與南方局聯(lián)系的任務也交給了交通站；再一個就是照顧這些家屬。

　　我父親是貴州人，一開始，他就利用我爺爺?shù)年P系開展工作。我爺爺和黃其深老先生的關系很好，貴陽有個很有名的學校，黃其深老先生是這個學校的董事。父親通過黃老先生聯(lián)系上這個學校的校長、進步教師商量，決定利用假期把校舍騰出來借給我們用。在這段時間里，八路軍也積極籌措更安全更合適的辦公地點，假期結束就搬過去。當時確定，城里設立辦公地點，但為了保證安全，招待所、倉庫、車庫、家屬的駐地都安排在鄉(xiāng)下，在沒有交涉好之前，這些家屬在城里住著。周副主席的父親就和我爺爺住在一起，兩個老人也能說得來，經(jīng)常在一起嘮嗑，一起做飯。我爺爺是醫(yī)生，周副主席的父親也懂醫(yī)，所以他們倆說得來，還交流交流醫(yī)道。鄉(xiāng)下的房子還沒有物色好，日本人的飛機就來了。轟炸那天，我奶奶剛剛去世，父親在上墳，一聽飛機來了，就想：遭了！那幾個老人還分散在各地住著呢，他們的安全怎么樣了？所以他拼命地往城里跑，第一站就跑到我爺爺住的地方。房子還沒倒，但房頂掀掉了，交通站的工作人員在幫助救護，爺爺沒什么大礙，周副主席的父親已經(jīng)被接走了。父親心里的一塊石頭才稍稍放下，一屁股坐在地上。然后他又跑到鄧穎超母親安置的地方，也沒出問題，再一家一家跑，幸好都沒有出問題，只是我爺爺?shù)姆孔颖徽ǖ袅恕＿@樣的驚險有好多次。不光是干部家屬在貴陽交通站待過，我們黨的一些高級干部也經(jīng)常過往，越南的胡志明也來過。

　　負責南方局的秘密交通是父親的主要任務之一。秘密交通是當時特有的名詞，特指人員疏散的時候按指定的路線和關系安全撤離的線路。當時主要有幾條從北邊出去的路線，只要能從北邊離開重慶就可以到川陜邊界。國共關系很緊張的時候，甚至有一個最壞的準備，那就是如果國民黨徹底撕破臉，周副主席和葉帥就準備帶著辦事處的全體同志到川陜邊界打游擊。但具體走哪條路？誰接應？接應的人有沒有正式的身份？這都要有安排。這個具體安排的執(zhí)行人就是我父親。于是，在往北邊去的一路上，這里設一個石灰廠，那里設一個煉油廠，那里再設一個這個廠那個廠的，都是將來的交通線。我父親的優(yōu)勢就是能開著車跑，有時候去一些隱蔽得很深的地下工作者那里取情報，都是我父親去。這些秘密工作是周副主席親自交代給我父親的，除了父親之外就沒有人知道了。

　　父親在南京辦事處和武漢辦事處時，職務是辦事處的副官長。皖南事變以后，我們就再不使用國民黨體制的稱謂了。到重慶后，他負責的工作之一是南方局的秘密交通，南方局的地下黨的組織關系有很多也在我父親手里。像廣大華行就是為黨籌集資金的機構，廣大華行的同志就屬于三線人員，平常不介入正常的工作，他們的任務就是賺錢。一旦一線、二線都被破壞了，三線就繼續(xù)接著干，所以他們是不能暴露的。但是，南方局還得跟他們有來往，怎么聯(lián)系呢？當時就做了這樣的特殊安排：在三線的門對面再安排一個二線，二線都是一些擺攤設點的很隨意的公開身份人員，他們可以隨時接觸生人。這樣，既與三線人員保持著聯(lián)系，又不會暴露他們的身份。如果三線的同志要去紅巖村，就由我父親開車去接送，他們藏在后座里，這樣就不會被特務發(fā)現(xiàn)。

　　皖南事變以后，形勢非常緊張，周副主席立刻召開會議，部署工作，加強警衛(wèi)，加強紀律。周副主席親自做安排，制定了一個秘密工作條例，這是由我父親起草、周副主席審定的。比如，工作人員外出必須三人同行或者兩人同行；聯(lián)絡用的信息，如果能背在腦子里絕對不留在紙上，在辦事處保存不了的，就用電報發(fā)往延安，本地的文稿全部要銷毀；實在必須留在手邊的秘密信息，比如說聯(lián)絡人員、地下組織的聯(lián)系方式，那就要用最小的字，寫在最薄的紙上。當時，有一種香煙盒里有一層錫箔紙，里面是一層很薄的白色的紙，這些秘密信息就寫在那種紙上，然后卷在一根火柴棍上。過去的火柴是不需要火柴盒就可以劃著的，如果碰到緊急情況，抓住這個火柴棍，連同那個秘密信息，隨便在哪里一擦就燃了，燒掉后立刻用一杯水把灰燼沖掉。因為燒過的紙可以通過技術手段看到上面的字，用水把灰燼沖掉了就沒辦法看到了。周副主席當時就要求到這么細，每一項工作都有很詳細的規(guī)定，以保證秘密工作的安全。

　　因為秘密工作的需要，我的小妹妹一出生就送了人。那是1947年4月我父親根據(jù)周副主席的安排，到香港參與創(chuàng)辦華潤公司后的事情。當時在我家設立了一個電臺，我和雙胞胎的大妹妹還很小，小妹妹剛出生，家里還有譯電員、報務員和他們的孩子。為了家里電臺不暴露，就沒有請保姆。但三個奶娃娃，加上報務員、譯電員夫婦及孩子，我母親一個人照顧不過來。怎么辦呢？最后，為了工作的需要，決定保電臺、孩子送人。因為我和大妹妹是雙胞胎，有一個說法是雙胞胎不能拆開，所以沒法送，就只有把小妹妹送人了。后來小妹妹長大了，爸爸想用一個很好的方式跟小妹妹說清楚，最后寫了一個文稿，把過去的事都寫了一下。我想，如果不是為了給小妹妹說清為什么把她送人的事，可能爸爸永遠都不會講秘密交通、秘密資金的事。我知道這些事，也是幫著整理爸爸的這些文稿才知道一些的。

　　問：您父親多才多藝，是一個富有傳奇色彩的人物？

　　答：當年和我父親一起從蘇州反省院被周副主席解救出來的共200多人，都積極報名要到延安去。但是組織考慮這么多人，不十分了解，決定都送到新四軍前線，在戰(zhàn)爭中經(jīng)過考驗再安排，唯獨留下我父親一人去延安，就因為他能寫會畫、會照相、會拉小提琴、會開汽車、會修表修收音機，是個多面手。去延安就要到八路軍駐南京辦事處辦手續(xù)，當時是葉劍英、李克農(nóng)在那里主持辦手續(xù)工作。他們一看我父親有這么多才干，就讓他留在辦事處工作。比如，要在哪個綢緞莊建一個電臺，就叫我父親去；比如，做假關防（當時地下工作人員從解放區(qū)到敵戰(zhàn)區(qū)，必須通過國民黨設置的關卡，需要政府的各種文書，即“關防”，還需蓋上各個戰(zhàn)區(qū)的印——整理者注）、制密寫藥水等；再比如，從各地來的地下交通人員，怎么搞秘寫、怎么銷毀、怎么在緊急情況下藏東西等地下工作的基本技能，都是我父親手把手教的。

　　父親的這些特長是在長年的地下工作中鍛煉出來的。后來我們這些子女也受他的影響，家里很多東西都是自己動手做的。比如窗簾，都是自行車鏈條做的滑輪，比買的滑輪要好用。

　　問：您印象中父親有什么特別的？

　　答：父親嘴很嚴，口風很緊，為人很低調(diào)。我們和他生活了這么長時間都不知道他具體干什么工作。后來我到新疆去工作，中央電視臺來找我，采訪爸爸的事，但那時我什么都不知道。后來幫父親整理資料才知道一些。他們老戰(zhàn)友聚會的時候會講這些事，我們豎著耳朵聽，很好奇，有時候他發(fā)現(xiàn)我們在聽，就會把我們趕走。這是他們的職業(yè)習慣。

　　第二個就是不留文字，什么都不留。我從工作崗位上退下來以后，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寫點關于父親的東西，但就發(fā)現(xiàn)找不到什么可以寫，能找到的唯一的文字，竟然是父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交代材料。因為我父親跟江青是一個支部的，江青盯他盯得非常緊，所以我父親寫的材料是一份又一份。在上海地下黨的那些我都知道，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沒有材料。

　　在生活中，父親就是一個平常人，不顯山露水的。他和總理在一起那么長時間，但他從來不在外面說他和總理有什么樣的交往。

　　本文根據(jù)采訪錄音整理，未經(jīng)口述人審核，題目為整理者所加。整理者系中共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南方局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