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議取消盧緒章訪英 周總理批評我“氣盛”

　　一

　　1954年4月，周恩來總理兼外長率領(lǐng)中國代表團出席日內(nèi)瓦會議。我奉派以新聞聯(lián)絡(luò)官的名義，負責新聞辦公室的工作，主要任務(wù)是：（1）協(xié)助發(fā)言人組織新聞發(fā)布會；（2）接待來訪記者。

　　首次舉行新聞發(fā)布會時，臺灣國民黨中央社駐巴黎記者王家松要求參加，被我拒絕了。事后我報告總理，并建議同“新聞之家”交涉，追回王家松的記者證。周總理問我，為什么？我說，中央社是臺灣的官方機構(gòu)，要警惕他在這里制造“兩個中國”的假象。總理蹙了蹙眉頭說，不能抽象地講警惕，警惕要有事實根據(jù)，沒有事實根據(jù)的警惕是主觀主義，就會變成自己制造緊張，給工作造成損失。蔣介石的基本政策，也是堅持一個中國，但他所堅持的是只有一個“中華民國”。美國頑固支持蔣介石，一直否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現(xiàn)在怎么樣？瑞士早就同我們建交，杜勒斯不得不同我們一起開會，這里哪有“兩個中國”的影子？來了一個中央社記者，怎么就會造成“兩個中國”的假象呢？你應該了解蔣介石的為人。他對這次會議很不安，美國當然會向他通氣，但他信不過。他派個記者來，顯然是為了便于進行現(xiàn)場觀察，觀察我們，也觀察美國。讓他了解一些第一手的真實情況，這對我們有什么不好？你把人家拒之門外，這于情理不合。你還準備讓“新聞之家”收回他的記者證，你有什么理由？你能說他是國民黨的官方代表？要是這樣說，豈不是反而給人造成“兩個中國”的假象？

　　我說，總理批評得對，是我想錯了，我不經(jīng)請示，就把人家拒之門外，這是組織性紀律性的錯誤。總理說，我是從政治角度提醒你，沒有說組織性紀律性的錯誤。當然，組織性紀律性是重要的，但不是事事都要請示。那叫不負責任。重大的、沒有先例的問題應當事先請示。有時來不及請示，就需要當機立斷，但要斷得正確。要做到這一點，不只靠水平和經(jīng)驗，關(guān)鍵在于事前進行周密的考慮和認真的準備。代表團在北京集中以后，我要大家設(shè)想各種可能出現(xiàn)的情況和問題，一一提出對策，經(jīng)過討論批準作成預案。有了這種準備，我們就比較主動。當然，不可能事事都預先料到，那不是唯物主義。應當并且可能預料到的事而沒有預料到，就是失職。你也作了預案，但你沒有設(shè)想國民黨的記者到日內(nèi)瓦來，你沒有想到，我也沒有想到，所以我也有責任。現(xiàn)在不是追究責任，工作中難免有失誤。有了失誤就追究責任，會弄得人人自危，不利于工作。但是，有了失誤就要認真吸取教訓。我要在碰頭會上講這件事，要大家都吸取教訓。首先是聯(lián)系這幾天的實踐，檢查有沒有偏差，進一步設(shè)想還可能出現(xiàn)什么新的情況和問題，擬出對策，這樣，繼續(xù)戰(zhàn)斗就更有把握。我說：我就召集新聞辦公室的同志開會，按照總理的指示，進行檢查和討論。總理說，你們開會，再增加一個內(nèi)容。建國以來，我們一直反對制造“兩個中國”的陰謀活動，這是必要的。現(xiàn)在看來，對這個問題缺少具體分析，你們先研究一下，區(qū)分幾種情況，分別提出處理辦法，寫出來送給我。

　　總理還關(guān)照我，在我們的記者中找一位便于同王家松接觸的同志，向他作些解釋，告訴他，今后如愿參加我們的新聞發(fā)布會，我們歡迎，有什么困難，我們可以酌情幫助。但要注意，同他接觸，一定要掌握好分寸，不能過頭，要顧及他的處境，不要使他為難，更不能讓他丟掉飯碗。

　　二

　　1954年日內(nèi)瓦會議討論朝鮮問題和印度支那問題，中、蘇、美、英、法都派代表團參加，引起廣泛注意。在“新聞之家”登記的記者近千名，這在當時是破紀錄的。周總理規(guī)定，除新聞發(fā)布會外，外國記者同中國代表團接觸，一律通過新聞辦公室。

　　總理對接待外國記者的工作，作了五條原則指示：（1）來者不拒，區(qū)別對待；（2）謹慎而不拘謹，保密而不神秘，主動而不盲動；（3）記者提問，不要濫用“無可奉告”，凡是已經(jīng)決定的，已經(jīng)公布的，經(jīng)過授權(quán)的事，都可以講，但要言簡意賅，一時回答不了的，記下來，研究后再回答；（4）對于挑釁，據(jù)理反駁，但不要疾言厲色；（5）接待中，要有答有問，有意識地了解情況，有選擇有重點地結(jié)交朋友。

　　新聞辦公室設(shè)在寶瑞華旅館，來訪的外國記者很多，有時應接不暇。他們著重詢問中國各方面的情況。總理對此早有預見，事先就讓有關(guān)部門編寫了介紹中國情況的材料。此外，還帶去了國內(nèi)出版的外文書刊。有了這些材料做依據(jù)，對外國記者提出的問題，基本上都能回答。總理指定人進行了檢查，認為沒出差錯。總理聽了匯報后說，沒出差錯，只能算勉強及格。你們接待外國記者的方式還太呆板，還只是“守株待兔”式的，效果還不很大。可以為友好的記者舉行小型宴會，為一般的記者舉行大型冷餐招待會，請他們吸中國煙、喝中國酒、吃中國菜，邊吃邊談，讓人感到無拘無束，輕松活潑。這不是吃吃喝喝，是為了便于你們宣傳“自己”，了解對方，結(jié)交朋友。這三者結(jié)合起來，才能更好地執(zhí)行我們的外交政策。

　　不久，越來越多的西方記者詢問中國的外貿(mào)情況，我們原先準備的材料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總理說，讓雷任民（外貿(mào)部副部長）當代表團的顧問，就是為了這一點。總理要新聞辦公室為外國記者舉行一次中國外貿(mào)問題座談會，由雷任民主講并答問。

　　這些方式是其他國家的代表團所未采取的。外國記者反應很好。有的說，中國人熟悉西方記者的心理，事先準備周密，易于使人了解中國。有的說，雷任民的介紹給人印象最深的是中國并不拒絕外資，任何國家都沒有同中國貿(mào)易的優(yōu)先權(quán)。有的說，從周恩來和他的助手身上，可以看出中國人的自信、樂觀和組織能力，他們具有沒有大國架子的大國風度。有的說，嚴肅和熱情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性格，可是在周恩來和他的助手們身上，這兩種性格融洽地結(jié)合在一起，這真是奇跡。

　　總理及時了解這些反應。但他更注意對我敵視的反應。美國有個記者說：在日內(nèi)瓦看不到共產(chǎn)黨統(tǒng)治下的幾億中國人民的悲哀和愁苦，更看不到他們對共產(chǎn)黨專政的憎惡和仇恨。總理了解到這種反應后，讓我們?yōu)橥鈬�記者舉行電影招待會，放映國慶節(jié)的紀錄片。他特別交代：要選好放映日期，不要在開會的日子，也不要在周末，把請柬分成兩種，一種指名邀請，一種不寫名，就放在“新聞之家”，準備讓臺灣、南越、南朝鮮以及不便邀請的美國記者自取。放映時根據(jù)中文解說詞，用英文通過擴音器作簡單說明。

　　按照總理的指示，我們放映了《1952年國慶節(jié)》，能容納350人的電影院座無虛席，還有人站著看。放映過程中，不時響起掌聲。放完后，掌聲雷動，觀眾紛紛向我們握手祝賀。普遍反應，印象深刻。有的說，不能再用1949年以前的眼光看中國了；有的說，美國不少記者也來看，不知他們作何感想？瑞士的一位記者在報道中說：“當全副武裝的中國軍隊和手捧鮮花的姑娘們，邁著矯健的步伐，跨過日內(nèi)瓦的銀幕時，西方和東方的無冕之王們都情不自禁地一起發(fā)出輕輕的贊嘆聲。”蘇聯(lián)代表團的新聞聯(lián)絡(luò)官說，這是個創(chuàng)舉，表示要向我們學習。

　　聽我們匯報了這些反應后，總理問，有沒有批評意見？我說，間接地聽到美國一個記者說，這部影片說明，中國在搞軍國主義。總理說，即使是個別人這樣說，也值得注意。再給他們演一部《梁祝哀史》。

　　《梁祝哀史》是根據(jù)越劇《梁山伯與祝英臺》編拍的彩色戲曲片。當時剛剛拍出，我還沒有看過。為了便于向外國記者介紹，我們在旅館里先行試映，旅館的一些瑞士職工聞訊也來看，但放映不久，他們就一個個地走掉了，顯然是看不懂。我要是不看字幕，也聽不懂唱詞。我想，讓外國人看這部電影，真是“對牛彈琴”。但還得盡力而為，便請懂越劇的同志將劇情介紹和主要唱段寫成一本十五六頁的說明書，準備譯成外文，發(fā)給外國記者。我先把劇名譯成英文，叫做“梁與祝的悲劇”。

　　我向總理匯報試映的情況以及所作的準備。不料總理批評我是在搞“黨八股”。他說，十幾頁的說明書，誰看？我要是記者，我就不看。

　　總理給我出主意說，只要你在請柬上寫一句話：“請你欣賞一部彩色歌劇電影--中國的《羅密歐與朱麗葉》”。放映前用英語作個三分鐘的說明，概括地介紹一下劇情，用詞要有點詩意，帶點悲劇氣氛，把觀眾的思路引入電影，不再作其他解釋。你就這樣試試，我保證不會失敗。不信，可以打賭，如果失敗了，送你一瓶茅臺酒，我出錢。

　　我說，說明詞寫好后，請總理審定。總理說，那是你的事，我不越俎代庖。

　　我們照總理說的去辦。為了停車方便，租用了旅館的大餐廳。放映前10分鐘，250個位子坐得滿滿的，王家松也來了，后到的無處可站。放映過程中，和上次不同，全場肅靜。我舉目四顧，都在聚精會神地觀看。演到“哭墳”、“化蝶”，我聽到啜泣聲。放映結(jié)束，電燈復明，觀眾還如醉如癡地坐著，沉默了大約1分鐘，才突然爆發(fā)出熱烈的掌聲。他們久久不肯離去，紛紛發(fā)表觀感。普遍認為，太美了，比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更感人。有的說，簡直忘了是看電影，仿佛置身于畫圖之中。有的說，想不到色彩這么絢麗。友好的記者為電影的成功感到驕傲。一位印度記者說，中國在朝鮮戰(zhàn)爭和土地革命中拍出這樣的片子，說明中國的穩(wěn)定，這一點比電影本身更有意義。

　　之后，這部電影又在更大的范圍放映了幾次，許多社會名流稱贊色彩、音樂的美，說這是“東方式的細膩的演出”。一位美國教授不請自來，看后要求購買拷貝。他說，應當把這部電影拿到美國去，讓好萊塢那些只會拍大腿片的人看看。總理還讓王卓如拿到卓別林家里放映，這位電影大師也稱贊不已。

　　“中國的《羅密歐與朱麗葉》”--多么貼切，多么吸引人，這簡單的幾個字，蘊含著多么豐富的知識和高超的智慧啊。

　　我向總理匯報演出獲得巨大成功時，談了自己的感受。我說，這使我進一步懂得對外宣傳的重要。總理說，問題在于宣傳什么，怎么宜傳。--他告訴服務(wù)員，給我一瓶茅臺酒，記他的賬。

　　三

　　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退出現(xiàn)役后，曾在1960年5月訪華5天。毛主席、周總理和陳毅副總理會見了他。他印象頗深，但感到時間太短，要求1961年9月訪華3周，除會見我國領(lǐng)導人外，還要訪問幾個不對西方開放的城市。總理原則同意。外交部制定日程，組成接待小組，由國防體委主任李達上將率領(lǐng)，全程陪同。

　　9月7日，蒙哥馬利在陳毅副總理主持的歡迎會上發(fā)表講話，提出“和平三原則”，即：一、都承認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二、都承認有兩個德國--東德和西德；三、一切地方的一切武裝部隊都撤退到他們自己的國土上去。

　　總理認為蒙哥馬利很有政治頭腦。他要我以外交部辦公廳副主任的名義，參加接待小組，陪蒙哥馬利去外地。總理指示，要放手讓他看，舊中國遺留下的貧窮落后和新中國取得的成就，都是客觀存在，讓他自己看了作出結(jié)論。結(jié)合參觀訪問，幫助他盡量從本質(zhì)上了解新中國。

　　從9月9日起，蒙哥馬利先后訪問了包頭、太原、西安、延安、三門峽、洛陽、鄭州、武漢，9月20日傍晚回到北京。21日凌晨2時許，總理找我到西華廳向他匯報。

　　我的匯報較簡短，總理問得很仔細，對政治性問題問得特別細。匯報了兩個多小時。看來總理還滿意。我覺得總理該休息了，準備告辭。但總理不讓走，又問我，在各地看了些什么文藝節(jié)目。我從包頭談起，談到在洛陽時，當?shù)貫槊筛珩R利準備專場文藝演出，他不看，晚飯后讓我們陪他到街上散步，走過一個小劇場，他闖了進去，演的是豫劇《穆桂英掛帥》，翻譯向他簡介了劇情。中間休息時，他走了，回到賓館他說，這出戲不好，怎么讓女人當元帥。我說，這是中國的民間傳奇，群眾很愛看。他說，愛看女人當元帥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愛看女人當元帥的女人不是真正的女人。我說，中國紅軍就有女戰(zhàn)士，現(xiàn)在解放軍有位女少將。他說：他對紅軍、解放軍一向很敬佩，不知道還有女少將，這有損解放軍的聲譽。我說，英國的女王也是女的，按照你們的體制，女王是英國國家元首和全國武裝部隊總司令。這一來，他不吭聲了。

　　總理嚴肅地對我說，你講得太過分。你說這是民間傳奇就夠了。他有看法，何必駁他。他提出了和平三原則，難能可貴。你搞了這些年外交工作，還不曉得求同存異？弄得人家無話可說，就算你勝利了？魯迅講過，“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zhàn)斗”，引伸一下，諷刺和挖苦決不是我們的外交。

　　總理的批評很尖銳，但使我心服，我很想聽他多批評幾句，但總理卻改了語氣和話題。問我：蒙哥馬利最喜歡什么文藝節(jié)目，我答：雜技，特別是口技。總理問，他看了雜技《搶椅子》沒有？我說，沒有。總理從文件框里取出為蒙哥馬利安排的文藝晚會的節(jié)目單，其中沒有雜技和口技，卻有一出折子戲《木蘭從軍》。總理說，又是一個女元帥，幸虧問了你，不然他會以為我們故意刺他。總理馬上打電話給俞沛文，要他從節(jié)目中撤掉《木蘭從軍》，加上口技、《搶椅子》和中國戲法，并指定了演員。

　　9月22日晚，總理在餞別蒙哥馬利的宴會上發(fā)表講話，稱贊蒙哥馬利提出的“三原則”是“抓住了解決國際重大問題的關(guān)鍵”，表示“完全贊同和支持”。總理還說，這次蒙“親眼看到中國人民正在辛勤勞動，從事和平建設(shè)”，但“我們改變貧窮落后的面貌，還要經(jīng)過幾十年的長期努力，我們需要和平，需要朋友”。蒙哥馬利在講話中說，這次訪華“使我了解了整個國家解放以來獲得的進展”，“中國的命運現(xiàn)在已經(jīng)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1962年，英國出版了蒙哥馬利所著的《三大洲》，書中詳述了他訪華的見聞和觀感，強調(diào)指出：“從長遠看來，世界和平的關(guān)鍵在中國，中國作為一大強國的興起是必然的，這符合人類總的利益，有助于締造一切國家的普通人民深切期望的和平世界”。在這本書中，他還描述了在北京看到的口技和《搶椅子》的演出情況。

　　四

　　1962年8月，我到倫敦擔任駐英國代辦。9月間，英國貿(mào)易大臣埃儒爾通知我：英國政府邀請中國外貿(mào)部副部長盧緒章于當年12月訪英。我請示國內(nèi)后，回答埃儒爾：中國政府感謝英國政府對盧的邀請，盧將如期訪英。埃儒爾非常高興。他說，這是英中關(guān)系中的一件大事。英國政府將于3天內(nèi)發(fā)布消息，希望中國政府也同時發(fā)表消息。我說，副部長出國訪問，提前3個月發(fā)表消息，不符合中國的習慣作法。英方如何處理，由英方定。

　　第二天，英國政府宣布了這件事。

　　10月，印度再次在中印邊境挑起武裝沖突，我國被迫自衛(wèi)還擊。英國一些政客和報刊借機反華。《蘇格蘭人報》稱，英國政府對中國外貿(mào)部副部長訪英事將另作考慮。我馬上往見埃儒爾，要他澄清。他說，這完全不是事實。英國政府對盧副部長的邀請以及訪英的日期不會改變。

　　過了幾天，埃儒爾緊急約見我。他說，英國政府決定無限期推遲盧的訪問，半小時后就正式宣布。他個人認為，這不是由于政治原因。

　　我竭力抑制憤怒的情緒，簡要回顧了前兩次同他談話的情況，指出：英國政府出爾反爾，使我驚訝。盧的訪問日期是英國政府提出，中國政府同意的。現(xiàn)在英國政府不同中國政府商量，單方面決定無限期推遲，而且馬上就要宣布，對這種不正常的作法，我個人表示遺憾。我將報告本國政府，并保留進一步評論的權(quán)利。

　　回到代辦處，我召集主要外交官開會。我說，對英國政府這種帝國主義的態(tài)度，應當予以打擊。根據(jù)我的意見，急電外交部和外貿(mào)部，說明埃儒爾同我談話的情況以及我的表態(tài)，并提出三點建議：（1）向英國政府提出強烈抗議；（2）主動宣布取消盧緒章的訪問；（3）削減從英國的進口。

　　外交部復電同意我對埃儒爾的表態(tài)，并要我以中國政府的名義向他重申，但不提保留進一步評論的權(quán)利。復電指出，三點建議不妥，不予采納，要我聯(lián)系我國總的外交政策和對英工作方針，進行研究考慮并復。這顯然是認為所提建議不符合我國的外交政策和對英方針，讓我作檢討。我感到不能接受。在給外交部的復電中，我只表示，所提建議僅供參考，現(xiàn)服從部里決定，今后將在實際工作中加深對我國外交政策和對英方針的理解。

　　1963年春，盧緒章應邀訪英，訪問很成功。這年秋天，我回國休假。總理找我談話，提到此事。總理說，去年你提出三點建議，當時外交部和外貿(mào)部基本同意，到我這里擋住了，我讓外交部給你潑了冷水，希望你考慮考慮。從你的電報看，你思想不通；我沒有再跟你打“電報官司”，現(xiàn)在我問你，當時提出這三點建議，出于什么考慮？

　　我說，我本想當場對埃儒爾提出抗議，鑒于外交工作授權(quán)有限，我只表示遺憾；我覺得不夠分量，應該用政府的名義提出抗議。英國雖已衰落，有時還有強烈的帝國主義氣焰。他們認為需要，就迫不及待地宣布邀請盧緒章訪英；他們認為不利，就單方面宣布推遲，這有些“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味道。我們主動取消盧的訪問，可以表現(xiàn)我們的高姿態(tài)。我們以自力更生為主，對英國無所求。而英國的經(jīng)濟很大程度上靠外貿(mào)，削減從英國的進口，才能刺痛它，加深它的內(nèi)部矛盾。對英國該拉就拉，該打就打，當時我覺得對這件事有必要給它沉重打擊，這是針鋒相對。

　　總理說：針鋒相對要看全局，美國對我們封鎖禁運，英國卻邀請我們外貿(mào)部副部長訪英，這就有區(qū)別，有矛盾，先要抓住這一點。印度是英聯(lián)邦的重要成員。中印發(fā)生武裝沖突，英國要是按原計劃邀盧緒章訪英，就不好向印度交代。他們的態(tài)度有反復，說明內(nèi)部有爭論，他們決定無限期推遲，是因為他們不知道中印沖突會持續(xù)多久。它只是推遲，留有余地，你為什么要取消，把文章做絕呢？當然，英國的做法不大對頭，你向埃儒爾指出來，表示遺憾，這很好，再用政府的名義口頭重申一下就夠了，何必小題大做提抗議？我們的建設(shè)以自力更生為主，也要在平等互利的原則基礎(chǔ)上發(fā)展對外貿(mào)易。這在開國的時候就宣布了。進口的東西都是我們需要的，我們是計劃經(jīng)濟。突然削減進口，首先對我們不利。英國同我們做生意的都是私營企業(yè)，對我們的態(tài)度比較友好消削減訂貨，受損失的是他們，還會落下一個不遵守合同的壞名聲，你想到這些沒有？這件事情已經(jīng)過去了，我還是提一提，你有什么意見？

　　我說，盧緒章訪英成功，證明我原來的想法和建議錯了。但我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總理從方針政策上作了具體分析，使我豁然開朗，對我是很大的教育。

　　總理說，我記得你是1919年出生的，已經(jīng)不是少年，有時還那么“氣盛”。外交工作不能意氣用事，要有全局觀點，從多方面考慮。我這樣講講，是希望你成熟一些，但不要因此就不勇于提出建議。

　　五

　　1971年7月9日至11日，美國總統(tǒng)尼克松的國家安全事務(wù)助理基辛格秘密訪華，周總理讓我以他的助理名義參加會談。7月15日，中美雙方同時宣布，尼克松將于1972年5月以前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新聞?wù)饎恿耸澜纭?br />
　　這年10月，基辛格一行14人來北京，為尼克松訪華作具體安排。總理主要同基辛格談判被稱為“上海公報”的內(nèi)容，并商定尼克松訪華日期為1972年2月21日至28日。

　　1972年1月，尼克松的國家安全事務(wù)副助理黑格一行18人（包括白宮發(fā)言人齊格勒）來華作技術(shù)安排。齊格勒提出，在尼克松訪華期間，隨行的大批記者將通過通訊衛(wèi)星播發(fā)電視、圖片、電訊等，請中國政府給予方便。他著重指出，在美國和其他許多國家，幾乎家家都有電視機，億萬人民渴望通過電視看到尼克松總統(tǒng)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實況，尼克松本人對此極為重視。

　　總理讓我約有關(guān)部門的負責人開會討論此事。會上，于會泳搶先發(fā)言。他說，我們絕對不能在中國向美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為尼克松進行電視宣傳，這也是“首長”的意見。與會的其他同志聽后，一言不發(fā)，大家都明白，于會泳的“首長”是江青一伙。

　　我向總理作了匯報。總理說，豈有此理！過去美國政府一直敵視中國，現(xiàn)在美國總統(tǒng)要來中國訪問，這是歷史性的轉(zhuǎn)變。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億萬人民通過電視看到尼克松訪華的情況，就會引起思考，增加對中國人民的了解和友誼。這是為尼克松做宣傳，還是為新中國做宣傳？

　　總理說，你告訴齊格勒，中國政府原則上同意他代表美國方面提出的這一要求。我們現(xiàn)在還沒有通訊衛(wèi)星，請他幫助我們租用一個，在轉(zhuǎn)播技術(shù)方面，也請美方協(xié)助。對此，齊格勒表示，他沒有經(jīng)手租用過通訊衛(wèi)星，但料想租金一定很貴，尼克松訪華8天，8天的租金估計可能要100萬美元。中國政府不必花錢租用，因為美國政府已經(jīng)準備了供美國記者使用的通訊衛(wèi)星，只要求中方在北京、上海、杭州修建地面站，費用由美國承擔。我說，修建地面站的費用由中國政府支付，只要美方技術(shù)協(xié)助。至于是否租用通訊衛(wèi)星，我們再作考慮。

　　我向總理匯報，并說，既然美國政府已作了準備，我們不必花那么多錢為美國記者租用通訊衛(wèi)星。總理立即批評我，他說，讓你商談租用通訊衛(wèi)星，你一聽100萬美元就想縮頭。這不是花多少錢的問題，這是涉及我們主權(quán)的問題，在主權(quán)問題上絕不能有絲毫含糊。你告訴齊格勒：第一，請他負責為中國政府租用一顆通訊衛(wèi)星，租用期是北京時間1972年2月21日上午1時至2月28日24時；第二，在租用期間，這顆衛(wèi)星的所有權(quán)屬于中國政府。美國方面事先向中國政府申請使用權(quán)，中國政府將予同意。中國政府向使用者收取使用費；第三，租用費和使用費都要合理，要齊格勒提出具體數(shù)目。我們通過其他途徑了解國際上的一般價格，不做“冤大頭”。

　　我按總理的三點指示向齊格勒講了，他很驚訝，想了一會兒說，我第一次遇到這樣的談判對手。我完全接受中國政府提出的前兩點辦法。請放心，租用費一定很合理。我知道，租用費和使用費是互相關(guān)聯(lián)的。我現(xiàn)在提不出具體數(shù)目，但我可以設(shè)想，這兩項費用之間將會劃個“等號”。我很佩服你們的精明，我更佩服你們處處注意維護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尊嚴。我將把這一深刻印象報告尼克松總統(tǒng)，并告訴我的同事和親友。我還要坦率地說，現(xiàn)在我完全同意基辛格博士的看法：周恩來總理是世界上罕見的、令人衷心敬佩的、偉大的政治家和外交家。

　　（鐔德山、諶筱華記錄整理）

　　《不盡的思念》